九十年代初刚毕业的时候我特别向往去这个有娱乐有金钱有文化的地方。碰到钱哥，一个支持盗版磁带翻唱业的私营老板，在录音棚守了一天一夜，直守到我哈欠连天，跟他说：我们明天再重唱吧。说的是我大学初恋的大男生Q的第一张翻唱专辑。当年北京有不少这样出租的录音棚，这样的录音棚录制了不少日后风靡大街小巷的翻唱卡拉OK磁带。成天睡懒觉的大孩子竟然窝在德胜门居民楼的地下室，听一句背一句地苦苦练了一星期的《像我这样的朋友》、《水中花》，就因为谭咏麟唱的粤语歌词。我享受到这张翻唱专辑的成功是：和Q还有春去了一家三环边上的家常菜馆饱餐了一顿包括猪肉炖粉条在内的丰盛得胜过我们平日吃的煎饼果子的午餐。之后我回到重庆，对阿胡说：我太喜欢故宫了，我恨不得留在那里。我的潜台词实际是：要不是我的父母不同意的话。我从小就是个听话的独生女儿。听话也多半缘于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LJ那时候跟Q他们同租一个两居室，我要回重庆之前，他特别慈祥地对我说：北京多好呀，帮你练练嗓子就可以跟团走穴了。语气诚恳得我都信以为真了。那时候他已经在北京呆了8年，而后也是到了广州才有了光头的名字。钱哥守在录音棚外头的时候跟我们闲聊，把苦练了8年北京腔的LJ批成“你一说话怎么都还是有口音”。而扭头对我的评价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标准：不像人家彦儿，北京话说得挺地道。那时候北京的外地人是不希望被听出来外地口音的，北京也是个男人的世界，男人世界都为女人网开一面。

93年的夏天我找到当年跟着Q熟悉的申哥和红艳姐，让他们把在德胜门附近的房子借给我，以至于我可以让森哥和我到北京参展的哥们都住在这里。记得最清楚的是红艳姐跟申哥到借给我们的地下室看到这一帮打麻将的艺术家自摸的时候兴奋得高叫“提拉”的情景。我不知道封盛，杜峡你们听到“提拉”这个词的时候，还会想起当年在你们充满理想，意气风发的时候在德胜门地下室打麻将给你们捧场的红燕姐和申哥；或者德胜门地下室积水的卫生间，或者小波试新衣服的地下室门口的灰扑扑的大镜子。

本来特别想从申哥那里把他多的一个一居室租下来，房租是在重庆的两倍。参加完展览后我们回到重庆，去北京租个画室的计划偶尔也拿出来念叨，但昂贵的消费，乏味的饮食，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阻碍了又一次要去北京的愿望。森哥卖出去一批画的时候，我们总会把去北京又拿出来作为消费计划的一个议题。后来这些讨论纷纷被替换成去云南旅游，换J&B音箱，换SONY25寸，买ＬＤ机，DVD机……北京似乎是个永远可以梦想的地方，只要到我们花我每次从发下来的工资里攒下来的一元，两元的新票子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话题：如果去北京……

森哥搬去北京的那一年，SARS横行。成都一个房子里的家具和电器在北京货运站的仓库里储藏了整整五个月。不知道在北京新家跟久违的家具电器重逢的时候，森哥是不是觉得格外的陌生或者亲切。而我在欧洲国家禁止中国公民入境之前就慌忙出逃。从北京机场领行李转去法兰克福的班机，从来都熙熙攘攘人满为患的一个国际机场，只有三五件行李在传送带上转着。窗外，柳絮飘飞，让北京的初夏突然变得无比萧索。偶尔一两个骑自行车的人也是带着口罩，形色匆匆。所有服务人员都带着口罩，一样的装束，一样的声调，一样的表情。检查体温，填表格，完成了出关检查的所有手续，我畅通无阻地走在通往Lufthansa班机的通道，竟然对北京生出诀别的情绪，我可以健康地离开了，但我不知道病了的北京什么时候才能痊愈，病了的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康复。

森哥的卡拉ok永远都选择最有难度的高音，之所以成为难度，是因为森哥的高音从来就比一般人的低。好多时日不见，特别是好多时日不听森哥唱我们曾经那么不屑的卡拉OK，卡拉OK变得莫名其妙的抒情。森哥唱：“浩瀚夜空，遥远的角落，一切好象永不更动，但就在你我不经意之中最美好的已失落。”流行歌曲能流通的原因除了旋律上口，歌词也常常能把我们对一个人，一座城市，一段往事的情感倾诉出来。“生命就象蜿蜒的江河，缓缓流过岁月，人来人往，有些爱永不更改，在你我忘了珍惜的时候，最美好的已远走。”封盛和杜哥都改行做了设计，当然学美术的可以从搞艺术改行搞设计也已经令人羡慕。（就好像学文学的不能都改行写剧本。）小波和森哥继续他们只搞得来的艺术，他们都成了北京的常住居民。申哥和红艳姐后来都没有了联系，不知道德胜门的居民楼有没有被房地产开发。惟有北京在我们缓缓流过青春不在的岁月里，永不衰老。